信托专题研究——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合作机制研究(六)
信托行业协会 2020-06-22 来源:信托行业协会
特殊需要信托,也可以称为特定赠予信托,或特定残障人扶养信托,是指为了保障身心残疾人士以及生活不能自理的高龄者享有他们本应该享有的财产、医疗以及其他服务的权利而设立的信托。具体来说,是委托人通过信托关系的建立,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而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对信托财产进行处分,并将受益用于扶养委托人指定的特定残障受益人。


前情回顾:

信托专题研究——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合作机制研究(一)

信托专题研究——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合作机制研究(二)

信托专题研究——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合作机制研究(三)

信托专题研究——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合作机制研究(四)

信托专题研究——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合作机制研究(五)


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合作实践

探索特殊需要信托解决社会问题

特殊需要信托,也可以称为特定赠予信托,或特定残障人扶养信托,是指为了保障身心残疾人士以及生活不能自理的高龄者享有他们本应该享有的财产、医疗以及其他服务的权利而设立的信托。具体来说,是委托人通过信托关系的建立,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而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对信托财产进行处分,并将受益用于扶养委托人指定的特定残障受益人。

特殊需要信托与传统的投资理财信托的最大区别在于,特殊需要保护信托财产安全,实现信托财产的保值和增值外,还需要考虑特定人群的照顾,信托公司的专长是资金的管理,而对于特殊人群的照顾,则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组织和慈善组织等其他部门的参与。因此,特殊需要信托可以成为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1.社会需求与意义

特定残障人扶养信托在我国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方面,我国残障人士规模较大。据中国残联统计,2018年我国残疾人总数已达8500万人,占总人口的6.09%,已涉及我国数亿家庭。另外,随着我国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截至2018年末,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达到约1.7亿人,占总人口的11.9%,同比增加了0.5%,因高龄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群数量随之增加。另一方面,残障人家庭整体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升。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包括残障人家庭在内的中国家庭生活水平和购买能力得到不断提升,残障人家庭对家庭残疾人的生活质量、财产安全、服务专业性及可持续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残障人士家庭也会为自己或家人老年时代未雨绸缪。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特定人士扶养需求的金融产品需求日益增加。特定残障人扶养信托可利用信托关系,根据委托人意愿保障残障受益人得到更专业化、规范化、可持续性的照顾,同时可以解放残障家庭,避免残障家庭因扶养残障人而存在的潜在矛盾,比如残障人财产因父母去世而遭到其他家族成员瓜分等潜在问题。另外,特定残障人扶养信托可在实践层面助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开展,进一步促进家庭及社会和谐。

特殊需要信托一是可利用信托的财产隔离功能,避免残障人士因亲人离世、破产或受骗等客观原因而无人照顾;二是利用信托的保值增值功能,避免残障人士的财产因通货膨胀等原因而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或医疗需求;三是利用信托灵活性特点,在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前提下,信托目的及业务开展范围可根据委托人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满足残障人士对医疗、教育和娱乐等服务的特殊要求。

2.日本的经验借鉴与启示

(1)日本特定赠予信托(特别残障人士抚养信托)。残障人信托在美国、日本均得到了快速发展,因中国和日本均是在大陆法系基础上本土化发展由英美法系孕育出的信托业务,并且均处于高龄化时代,在残疾人信托业务上有着相似的发展背景,因此日本的残疾人扶养赠予信托(又称福祉信托)更值得中国借鉴。

日本残疾人扶养赠予信托以“对特殊残疾人非课税赠予”为原则拟定信托合同,限定由信托公司和兼营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作为受托人发起设立,对残疾人亲属或慈善人士捐赠资金进行管理处分实现保值增值,并负责对残疾人的生活费和医疗费等必需费用进行定期支付,如图8所示。“对特殊残疾人非课税赠予原则”是日本政府为鼓励残疾人或高龄者利用信托制度来达到财产管理的目的,政府于1975年对《遗产税法》进行修订,规定个人(亲属、慈善人士等)以特殊残疾人为受益人,将金钱、有价证券等财产信托给信托银行6000万日元的限额内可享受赠予免税待遇。

信托专题研究——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合作机制研究(六)

日本残疾人扶养赠予信托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日本政府的配套法律制度供给和悉心培育。日本政府在不断修订自己的法律,使《遗产税法》等本土法律对信托业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创新业务孵化提供适宜且丰沃的土壤。比如,为发展残疾人扶养赠予信托,在业务孵化之前,日本政府即修订完毕《遗产税法》,提高免税限额(由3000万日元修改为6000万日元),以推动业务发展。

(2)启示。在中国信托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同样扮演着主导角色。但相对而言,中国政府对配套制度的制定较为滞后,同时缺乏明确详细的信托制度供给和业务发展路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对创新业务的发展进度和展业空间有一定影响。日本政府“业务发展,制度先行”的经验值得借鉴。在慈善信托业务推进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信托公司和慈善组织共同呼吁税收优惠等制度的出台,加快推进慈善信托业务发展;另一方面,需要信托公司和慈善组织协同政府部门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共同促进残疾人信托、留守儿童信托等各个慈善目的专项信托的发展。

3.项目设计与运作安排

特殊需要信托,可以围绕残障受益人所需要的特殊服务进行项目设计,主要参与主体包括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慈善组织、监察人、托管银行和特殊服务提供商。

(1)参与主体。委托人,主要是身心障碍人士亲属、慈善机构或个人,是本信托的资金提供方,主要参与慈善信托前期沟通环节;受托人,主要是指信托公司,主要负责发起设立扶养信托,对信托资金进行受托管理,实现信托资金的保值增值,同时负责信托架构的设计;受益人,主要为特殊需要人群、身心障碍人士;特殊服务提供商,可以是社会组织等慈善组织或其他机构,根据特定残障人士的需要,提供医疗、培训、就业、法律咨询等服务;保护人,由委托人信任的机构或自然人担任,监督扶养信托按照合同约定运行。

(2)具体运作流程。一是前期沟通。受托人与委托人对所设的特定残障人信托进行可行性分析,详细沟通残障受益人特殊需求以及信托收益拨付时间与额度,确定托管银行、信托监察人(委托人制定的自然人或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和项目执行人等其他参与主体。

二是合同签订。经前期沟通确定信托架构后,各方参与人拟定相关合同。具体来说,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信托合同,明确残障人士特殊目的信托设立目的、合同相关各方的详细资料及权利与义务、信托财产的范围、种类及规模、残障受益人取得特殊服务的形式与具体方法等,并完成财产由委托人向受托人的转移。受托人与托管银行签订托管协议,明确托管银行的职责,并定期对信托财产账目进行核对。根据具体业务需要,受托人聘请律师事务所或个人签订监察人协议及项目执行人协议,并与特殊服务供应商签订相关服务协议。

三是运作架构。如图10所示,委托人将其信托财产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以使信托财产保值增值,按照合同约定定期划付给特定残障受益人。根据残障受益人所需要的特殊服务内容,受托人聘请并监督特殊服务的现实提供方,并给予相应的服务费用。聘请商业银行作为资金保管机构,对信托资金进行保管,并定期进行账目核对,确保慈善信托运作的公开、合规和透明;聘请保护人对受托人进行监督;根据业务需要和前期沟通确定是否需要设立项目执行人负责相关服务的购买等工作。在此期间,受托人需要定期与委托人、保护人等进行沟通,以更好地兑现合同中约定的承诺。

信托专题研究——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合作机制研究(六)

文化遗产保护与信托

1.社会需求与意义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精神文明的需求不断加强。文化遗产作为精神文化的重要资源,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弘扬历史责任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因此,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环节。

目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有诸多方面有待改进,而信托公司作为具有财产管理功能的金融机构,其功能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资金筹集、资金保值增值,以及文化遗产管理等需求有较高的契合度。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合作可以有效解决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筹集困难的问题,并满足资金保值增值的需求。同时,文化遗产保护类的信托项目具有长期财产管理的属性,这将是信托公司对信托业务回归本源的有益尝试。

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合作成立文化遗产保护信托,不仅可以创新文化遗传保护模式,而且可有效解决文化遗产保护中资金不足的问题。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予以保障。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主要来源于门票收入、经营收入、政府拨款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拨款数额有限,旅游收入是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重要来源,但部分遗产旅游收入不高。因此,仅靠现有的资金来源,难以支撑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目前,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来源中,民间个人及机构捐赠占比极低。

综上,对于信托公司和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慈善组织来说,双方合作能使文化遗产保护组织的经费问题得到解决,使信托公司业务回归本源走出新的道路,在此双赢格局下,助力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加速发展,这极具积极意义。

2.英国的经验借鉴

(1)英国文化遗产保护资金运作。英国拥有众多的历史遗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是现代信托制度的发源地,经过多年的发展,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逐渐成熟,由政府参与成立的基金和信托也逐步进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英国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主要被集中用于历史古迹,特别是古建筑、古遗迹的保护中。其资金运作模式在大方向上主要有两种:一种类型是在循环基金的基础上运作多个项目,另一种类型是保护一处特定的建筑或场所。

所谓“循环基金”,是苏格兰国家信托于1957年为保护法伊夫村庄而提出的——由于最初用于街区保护与修复的资金有限,如果所有被修复的建筑不得转让出售,显然最终被修复的建筑的数量不会很多。但是如果可以买下之后修复并转售,就会产生利润,那么可用于历史街区保护的资金就会越来越多,这便是循环基金的基本原理。最具代表性的循环基金是成立于1976年的建筑遗产基金会,其首要目的就是抢救和修复历史建筑的保护信托和其他慈善机构获得营运资金。它为具有慈善机构性质的组织提供低利率贷款,还提供期权估价、项目管理、项目组织等其他方面的资助。

还有许多信托是以拯救一个特定的建筑为目的而建立的,这尤其适用于建设纳入社区使用的建筑。与循环基金信托的情况不同的是,这种情况下主要关注的是拯救建筑并使它们返回房地产市场进行买卖。建筑保护信托可以非常有效地与当地政府合作,由地方当局获得产权,然后通过购买的方式,将建筑转给当地信托进行翻新及转售。

(2)业务模式与案例。英国作为文化遗产信托最为发达的国家,其信托组织架构、资金运作方式等方面都极为完善,非常值得借鉴。在众多信托组织中,国民信托是最早成立的信托组织之一,历史悠久,业务成熟,值得学习。

英国国民信托的创始背景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经过百年发展,国民信托逐渐成为致力于保护英国文化遗产、公共土地资源以及海岸线、湿地、森林、山丘等自然资源的信托组织,蜚声世界。

第一,国民信托的组织制度。正如英国国民信托组织在《会员手册》中所说的,会员制度成为国民信托赖以存在的基础。虽然国民信托是一个民间的慈善机构,但在管理体制上基本上采取了与一般信托公司相似的模式,有着一套较为严密的管理与监督体制。国民信托的管理架构主要由会长、信托董事会、信托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等组成。会长由信托董事会任命,负责国民信托日常工作的运转。

第二,国民信托的经营方式。国民信托收入来源十分广泛。根据国民信托的2017年年报,其2017年收入总额为5.94亿英镑,其中,捐赠收入为7094万英镑,主要为馈赠及遗产捐赠,投资经营收入约为1.1亿英镑,这主要是因为其下属新能源企业National Trust Renewable Energy、下属酒店的利润贡献,以及其他股权、债权投资收益;慈善收入约为4.1亿英镑,其中会员费收入近2.2亿英镑,固有资产(主要是土地)的出租、处置收入为1.8亿英镑。

第三,国民信托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成绩。国民信托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既包括具有历史价值的城堡、住宅、图书馆、博物馆、艺术品、庭园、水路和国家公园等物质遗产,也包括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等非物质遗产。国民信托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政策主要体现在通过显示这些遗产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效益,以及实施有利于这些遗产长期保存的措施,来使人们了解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作出的贡献,最终更好地使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国民信托之外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保护。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显示遗产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生活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帮助政府和大众了解遗产正在不断地发生改变的事实,了解国民信托需要得到广泛的支持使这些遗产长期存续下去;促使人们不断发现自身周边的遗产,使他们从遗产中获得知识和乐趣;促使人们理解自身周边的遗产在社区生活、地方风貌等方面的作用,更好地保护这些遗产。

3.业务模式探索

由于信托是英国慈善事业运作的主要模式,国民信托等实际上发挥着与中国的慈善组织类似的功能。英国信托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多以拥有其所有权作为基础,其所有权则多来自捐赠、遗嘱和购买。在这种模式中,信托机构负责包括资产管理投资、文化遗产维护、公益项目组织、分支成员发展在内的全部工作。其优点是能减少机构间的沟通成本,压缩利润环节,使资金更有效地支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但这种模式对信托公司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专业性要求极高,信托机构将独立承担受托人和项目执行人的双重责任。由于我国现阶段的信托和慈善组织运作机制有一定的差异,因此,类似于英国文物保护慈善信托的运作模式需要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合作完成,这可以成为信托公司与文物保护类慈善组织合作的一个领域。

具体而言,文物保护类基金会开展具体某个领域的文化保护项目,如古村落或古建筑的保护、非遗文化遗产的保护等,可以通过慈善信托的方式开展,可以由慈善组织和信托公司共同担任受托人,或者由慈善组织担任受托人,由信托公司担任投资管理人。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

第一,实现专业分工。慈善组织专注于文化遗产保护,同时借助信托公司的专业优势,实现慈善资金的保值增值,为文物保护积累更多资金。

第二,这类慈善信托可以发挥专项资金的作用,专门针对某类保护项目展开,不仅便于项目的管理运作,而且更有助于资金的募集。

第三,信托制度的灵活性可以为文物保护活动的开展提供不同的模式和便利,中国的慈善组织在借鉴英国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助力文化保护事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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